设计雕刻:刘涛、汤杰、李进、刘明权
直径:80MM,黄紫铜上色
发行数量:498枚(黄80枚、紫铜400枚、银18枚)
正图:莫高窟城雕、敦煌飞天图及主题文字
背图:敦煌藏经洞全景经文图
铸造:上海新世纪厂
藏经洞是莫高窟里的一个面积不大的洞窟。
洞里曾藏有我国古代的各种经卷、文书、帛画、刺绣、铜像等六万多件。
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大量珍贵的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掠夺。
仅存的部分经卷,现已陈列在北京故宫等处。
即第17窟,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851-862)间,是晚唐释门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堂。平面近于方形,覆斗形窟顶。窟高3米。北壁贴壁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坛上泥塑洪辩像。北壁画菩提树二,枝叶相接。菩提树左侧画比丘尼一,双手捧持对风团扇。菩提树右侧画近事女一,一手持杖。西壁嵌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牌一通。公元11世纪初叶,当地僧俗将大量佛经、佛画、法器以及其他宗教、社会文书等秘藏于此窟,砌墙封闭窟口,并于壁面饰以壁画。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几十年来,众说纷纭。归纳其要者,一为避难说,二为废弃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道士王圆箓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出土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其总数约在5万件以上,文献种类约在5千种左右,绝大部分是佛教文书,非佛教文书包括官府文书、四部书、道教典籍、摩尼教典籍、景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启蒙读物等。除大量汉文写本外,还有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写本。此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小样和画具等文物。
1900年的中国在风雨飘摇中。
一个名叫王圆 的游方道士辗转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尽管眼前的一切古老而又破败,但这座传说从十六国起就开凿出第一个佛窟,迄今已有千年的“千佛洞”还是引来这位道教徒的敬仰,他决心留下来,并筹划打通几个洞窟建立一座道观。
在王道士的带领下,几个雇工钻进了人称“吴和尚洞”的洞窟。就在清理淤沙的时候,忽然发现一面绘有壁画的墙是中空的,待打开一看,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洞中满满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卷轴,那是古代的经卷、文书和佛画,久远年代以来滞重的气息被搅动了。然而王道士丝毫不知这些古代文献的原委,当地的官员和有钱的士绅也都不屑一顾,于是他便只好用它们当做馈赠的礼物,以换取一些募捐。洞中守护了千年的秘密就这样随着古老的卷轴无声无息地流散去了,只是竟没有人识得这秘密的分量。
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洞中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在大约5万件的文献里,除却佛经还有道经,摩尼教、祆教的教义,甚至早期的基督教文化;而宗教之外,又涉及经济、科技、军事、医药、语言文学和传统典集种种领域,让人叹为观止。这个秘密是由中国历史上曾经十分开放的朝代和发达的交通枢纽位置共同孕育出来的,古人如何能料到,千年之后这个秘密是怎样折服了世人的眼睛与思维。
沙埋的古城都被挖出来了,这一回轮到了敦煌
藏起来的东西又重见天日了,只可叹面对它们的,多是无知的眼睛。兰州学台叶昌炽曾请求甘肃省把藏经洞文献运到兰州保管,但是昂贵的运费吓住了省官员。最终,揭开秘密的王道士又成了惟一守护秘密的人。
此时的西方正掀起了去东方探险寻宝的热潮,一支支考古队从中亚进入新疆,像饥饿的猎狗一样嗅着这片土地下无穷的宝藏。沙埋的古城都被挖出来了,高昌,楼兰,尼雅……这一回轮到了敦煌。
最先来的是英籍的考古家斯坦因——在藏经洞被打开的七年之后。寻宝人的嗅觉都是极其灵敏的,原本只打算割取千佛洞壁画的他听说了藏经洞的秘密,立刻改变了主意。可以想象斯坦因是如何的处心积虑、花言巧语。他谎称自己是玄奘的崇拜者,此行要寻找当年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又拿出四块马蹄银支持王道士修观,愚昧的王道士就这样被骗取了信任。当一支骆驼队背负着数十箱敦煌遗书连夜行进在沙漠中的时候,敦煌目送他们远去,已经能够预料到更大更多的疯狂即将来临。
第二年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是个汉学家,而且精通中亚一带许多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这对他的寻宝行动如虎添翼。斯坦因用信仰骗了王道士,让王道士打破了对外国人的防线,也尝到了银子的甜头,如今他的道观又急需用钱了,于是伯希和轻松地就钻进了藏经洞。伯希和蹲在洞中,靠几根蜡烛,以惊人的速度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浏览了全部卷轴。他的确是个行家,挑选出来的有纪年的、除去佛经以外、特别是有中亚少数民族文字的社会文献,都是藏经洞中的精华。又是满满几十只木箱,辗转河内,最终运抵巴黎。
然后是俄国人,再后来是日本人……那些成就于中国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却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国亚洲民族研究所……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避难还是废弃,人们对藏经洞的猜想
究竟古人为什么要编织出一个藏经洞的秘密,而且在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上都没有只字片语的记载?柴先生说,这在敦煌学学者中,至今都存有争论。
由于藏经洞里的文献标有纪年的最晚为11世纪初,那时正值宋初,西夏人攻打了敦煌,于是出现了一种叫做“避难说”的猜测:寺院为了躲避西夏人的进攻,匆匆封起了洞口。然而有人提出了异议:西夏人同样是信奉佛教的,寺院的担忧岂非多虑?于是又有人推测由于当时敦煌的统治者与新疆和田的国王结成了亲家,而更西边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国消灭了和田,所以敦煌陷入了恐慌,他们惟恐佛教文化被毁,便辟出一间密室藏经。但依然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藏经洞中的文献展现的不仅是单一的佛教领域,各种民族各种宗教的文化在这里都有所记录,更有大量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决不是狭隘排外的。
另一种“废弃说”的观点这样向人们解释:藏经洞里的卷子是寺院不再需要的东西,但佛教中有个习惯,写过字的纸是不能随便烧毁的,于是就随意堆弃在那里。至于佛教以外的东西,柴先生说,寺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承担过教育的责任。洞中的文书里有很多“学郎”、“学士郎”抄写的诗歌、读书笔记和打油诗,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当地的官员或学者,这在史册中也是有相应记载的。
然而一切只是猜测,真实的答案被浩瀚的历史永久地掩盖了。